“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是属于自己祖国的。” 
　　哈伯教授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他的犹太同胞成批死在他研究的窒息性毒气之中！ 
　　有人想请爱因斯坦签名。聪明的普朗克挡了驾，说新来的爱因斯坦教授保留着中立国瑞士的国籍。他太了解爱因斯坦了，他不想让爱因斯坦激烈的态度惹恼周围的人。 
　　可是，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并反对一切战争。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中旬，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四个人签署了一封《告欧洲人书》，公开与９３人签名的《告文明世界书》针锋相对。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而且这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签署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值得一读。 
　　“以前任何一次战争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全破坏文化合作。而这次战争又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技术和交通的进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有国际交往，而这种关系必将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许正由于以前存在着那么多的国际间的纽带，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断绝，就更加伤心，更加痛苦。 
　　“我们一点也不能被弄得惊惶失措。凡是对共同的世界文化稍微关心的人，现在都有双倍的责任，为维护这种文化所必须引为依据的那些原则而起来斗争。然而，那些本来可指望具有这种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到目前为止的反应，几乎使人看来，他们好像已经放弃了任何还想维持国际交往的愿望。他们以敌对的精神来讲话，而没有站出来为和平说话。民族主义的热情不能为这种态度辩解，这种态度同这个世界上以来被称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是不相称的。如果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那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幸。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 
　　“技术已经缩小了这个世界。的确，今天大欧罗巴半岛各国相挤撞的情况似乎很像以前挤进那几个伸向地中海的较小半岛上的各个城邦那样。旅行是那么普及，国际间的供求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欧洲——几乎可以说整个世界——甚至现在就已成为一体。 
　　“必须防止欧洲由于缺乏国际组织而重蹈古代希腊的覆辙！毫无疑问，有教养的和好心肠的欧洲人至少有责任去作这样的努力。要不然，难道让欧洲也因兄弟阋墙，逐渐精疲力竭而同归于尽吗？ 
　　“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一切国家里有教养的人都要尽力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不管目前冲突的结果如何，将都不会撒下未来战争的种子；这样的努力显然不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须利用由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欧洲不稳定和动荡的局势，把这个大陆熔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促成这种发展的条件，无论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这里不是讨论怎样可以达到这种欧洲新秩序的场合。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们这样一个深切的信念：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这个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关于欧洲统一的信念，这个信念我们相信是为许多人共有的；我们希望这样公开声明我们的信念，会促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 
　　“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第一步，应当是一切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经为歌德所预言为‘善良的欧洲人’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们不应当放弃这样的希望：他们的一致呼声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高过武装冲突的喧嚣，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声望和权威的人也共同来呼吁。 
　　“我们再重复一句，第一步是欧洲人团结起来。如果像我们所热忱希望的，在欧洲能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事业，而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我们就将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到那时，这个联盟可以发出号召，并采取行动。 
　　“我们自己所探索的不过是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发出这个挑战书。如果您同我们一条心，如果您也决心为欧洲的统一开创一个广泛的运动，那么就请您签上自己的名字吧。” 
　　爱因斯坦等四个人的呼吁，今天听来，是何等的真诚和理智，特别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人们该对爱因斯坦的和平宣言鞠上深深一躬。倘若人们在当时就接受了爱因斯坦的忠告，我们将少付出多少代价。 
　　可在当时，与９３人的宣言相比，《告欧洲人民书》毫无成功的指望。政客军人们不会接受它；学者思想家们不会接受它；老百姓也不接受它。 
　　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清醒者总是孤独和悲哀的。事实上，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 
　　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著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尽管没几个人理解他。 
　　但不管怎样，爱因斯坦仍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 
　　１９１４年８月，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说： 
　　“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呵！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 
　　９月初，他给埃伦费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满了对民族主义的堕落、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的信： 
　　“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反战的知识分子在柏林组成“新祖国联盟”。他们的纲领是为尽快实现没有领土要求的正义和平，创建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组织。爱因斯坦不仅是该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还是一个最活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都支持这个组织。“新祖国联盟”１９１６年初遭到查禁，转入地下，直到１９１８年秋战争结束前几周，它又重新公开活动。战后，这个组织演变成“德意志人权同盟”，旨在增进德法两国人民的谅解。爱因斯坦一直是忠实的会员，直到该组织被希特勒法西斯捣毁为止。在柏林期间，爱因斯坦曾多次在“新祖国同盟”的会议上登台演说。 
　　１９１５年４月，“荷兰反战委员会”在海牙召开一次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会议，谋划由荷兰政府出面斡旋停战。当会议消息向德国报纸透露时，德国外交部表示拒绝这一计划。大约在海牙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向荷兰著名物理学家洛伦兹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具体内容不详，可能是动员中立国科学家参加海牙的和平活动。这一建议不知何故遭到洛伦兹的拒绝。 
　　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３日，爱因斯坦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到此事： 
　　“我向洛伦兹提出的建议是天真的。那是冲动胜过见识。我多么想把我们处于不同‘祖国’的同行们团结在一起。这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小集体不就是值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去认真关怀的唯一的‘祖国’吗？难道他们的信念竟要仅仅取决于国境这一偶然条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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